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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07/13(一)20:20

地點:華山1廳

主持人:陳婉伶

出席: 導演韓忠翰、王振宇、許婉玲、伍心瑜

文字:劉怡孜/攝影:吳致蓉

 

主持人:這部片大概花了三年多的時間來拍攝和製作,想請問導演們,當初怎麼會想拍這樣的影片?一開始就是四個人的團隊嗎?

韓忠翰:我們是一個為了拍紀錄片而成立的工作室,現在影片拍完,工作室也大概可以結束了。我們一直都會拍攝一些底層、弱勢的題材,我覺得在台灣有個很有趣的「視而不見」現象,也許是因為長期殖民及白色恐怖的關係,養成了我們對許多事情都是採這樣的態度,甚至用來對待同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我們不知道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接受什麼樣的對待、面對怎樣的處境,因此我們從研究所時就一直有在拍攝這樣的題材。

 

主持人:可以和我們說明一下當初在決定題材,以及選擇對象的過程嗎?

王振宇:一開始是優人神鼓找我們,他們一直都有在和彰化監獄合作,這也是他們在矯正機關的一個案子,而我們負責進去做紀錄,在這過程中我們認識了小紀(劇中的主人翁之一─潘紀龍)和小凱(劇中另一主人翁─張順凱)這些同學,案子結束後也因和他們的接觸得知他們的刑期即將結束,我們很好奇這些同學在出來後,將面對怎麼樣的生活變化。

 

主持人:當初是一開始就鎖定這兩位主角,還是有拍攝許多同學?如果是後者,這兩位主角是如何選出來的?

伍心瑜:我們在拍攝期間遇到這些鼓隊的20幾個同學,也在他們陸續畢業(出獄)後想辦法記錄他們的生活,尤其是他們出來後與家人朋友找回關係的過程。過程中我們紀錄了4、5位不同的對象,但在我們剪接的過程漸漸捨棄掉其他人,到後來留下了這兩條主線交叉處理。

小凱,其實是到他出獄後我們才去紀錄的;小紀則是因為他在裡面是鼓隊班長的身分,所以在一開始就有注意到他,而我們和他的家人也是相處最多的。

 

n觀眾Q&A

Q:一般電影會把這些犯人做了什麼錯事拍出來,再拍他們受到教化後大徹大悟,同時含有教化的功能在裏頭,導演們有想過要把這元素加進紀錄片裡嗎?

 

韓忠翰導演:不好意思,我必須在此聲明一下,經過篩選後我們留下片中這兩位對象,剛好他們是彰化監獄的受刑人,他們犯了罪被抓去關,他們也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而我們所要講的重點,其實和「他們是不是受刑人」一點關係都沒有,這部片主要講的是弱勢的、底層的人,他的家庭狀況、他可能的未來,以及可能的發展,他們和他們爸爸的相處及親子關係同時造就了現在的他。「爸爸」一直都是許多人翻不過的那道牆,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探討的核心。

 

Q:想請問導演是用怎樣的拍攝手法,使受刑人及他的家屬能自然地演出他們的故事?

 

導演王振宇:其實這和交朋友的道理一樣,一開始可能會對一個人產生好奇、陌生,甚至帶著刻板印象去看對方,但拋開這些成見後,會發現許多不同的可能性。一開始進彰化監獄時,我其實滿緊張的,但進去後讓我滿訝異的是,那裡就像是高中的男校,大家都彼此分享人生及生命經驗,甚至會調皮地互開玩笑,和想像中的不太一樣。出來後要記錄他們的生活,我才發現我們之間其實仍存在著一道看不見的牆,可能因為階級(家庭背景為中產階級及勞動階級的差別)的不同,即使我試圖想深入了解、挖掘,中階仍有隔閡存在,後來只能和自己說,就承認吧!承認我們就是不同世界的人,但前提是,我們必須要努力拋開成見,才能了解、接收到不同的故事。前陣子因小凱的爸爸生病,我們趕去醫院探望,他就說,你們是我朋友中第一個來看我的人,也就是這樣看來,我們即使是不同世界的人,仍能成為一般的朋友。

 

導演許婉玲:(補充說明)今天為什麼各位會坐在這裡,而不是在路邊喝酒?其實我們從一出生就已注定了我們的位置、住在哪裡、會在哪裡讀書等等,透過影片,我不曉得那些畫面對你們來說是熟悉的,或是如同另外一個難以相信的世界,就像你坐在這裡可能很難相信,到底他們怎麼了,明明這麼好的一個人卻偏偏要去犯罪?

 

人活著就是關心自己親近的人、同時想著自己該如何存活,但這世界給了我們太多的框架,包含了階級、性別、種族等,這使我們在看待別人時不會發現「他是一個人」,我們會用很多「符號」來概括他。之所以會拍這部片,就是因為我們常在思考這世界是否如此單一,階級真的那麼難跨越嗎?

 

這邊順道回應第一個發問者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拍他們犯罪、懺悔,我想問大家,還記得鄭捷事件嗎?他其實對台灣來說是個相當大的震撼彈,但我記得這事件發生後,有另外一個層面的人提問,為什麼鄭捷會犯罪?同樣的我們回頭來看,鄭捷也只是一個人,你把他犯的罪或是把「他殺人」放到我們所謂的「道德」或「法律」的框架中,其實這是不隊的。若先把這些框架拿掉,他到底是誰?這還是會回到「他是一個人」,而為什麼他身為「人」,卻作出在我們世界來說已經跳出這框架的事?其實那背後是有很多成因的。

 

Q:前面導演提到,和被拍攝者的關係如同朋友一般,想請問導演,若在拍攝過程中發現「複製上一代」的情形,你們會有想要介入嗎?

導演許婉玲:我覺得用自己的角度去要求別人改變是很困難的事情,但這過程中有個收穫。拍攝期間,小紀表示他不想讓父親看到這部片,怕父親看到片中小紀這樣講他,這也一直是我們擔心的事情,事後我們將剪完的片子拿到小紀家播放,當他媽媽看完後,更覺得這部片要拿給爸爸看。你說我們要如何介入,我想,藉由影片─這第三者的角度,讓他們如同照鏡子般地看到自己的互動模式、親子關係,這就是最好的媒介吧!

 

Q:導演想利用「釣魚作結為」來說點什麼嗎?

伍心瑜:「複製上一代」這事是透過媽媽的口中講出,我們無法介入,畢竟這是小紀自己的人生課題,尤其他有10年消失於家中,他必須自己去努力經營這一切。人生中有很多不分對錯的課題,而我們剛好記錄下小紀的這段人生,據我對他的了解,小紀從一出來就一直想努力追回10年間他所失去的東西,這過程中非常的累,釣魚可以說是他唯一的宣洩出口,用了「他和小孩去釣魚」做結尾,其實是個開放事的結局,畢竟影片結束後小紀的人生仍在繼續,就讓觀眾們自行想像發揮吧!

 

Q:一開始看到片名以為這是在講監獄的「牆裡牆外」,但看完後發現完全沒在講牆裡面的事情,想知道導演們是如何詮釋這片名的?

導演王振宇:一開始想的和影片拍完他自己生出來的東西會不太一樣,整部剪完後發現其實是聚焦在父子的關係上。跨出了友情的牆後,他必須面對原生家庭間的內部隔閡。

導演伍心瑜:當初的片名本來叫「要去哪裡」(台語),因為我們選擇了拍攝他們回家之後的發展,但越到後來,我們越聚焦在「人的感情」上,剛好小楷與小紀在他們的生命中都有個影響他們很深的人─他們的爸爸,「牆」的用意就是隱射著,人很難跨越「情感的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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