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台北電影節

時間：2015/07/13 19:00

地點：新光影城1廳

主持人：策展人 郭敏容

出席：南特三洲影展藝術及行政總監 傑宏巴宏 Jérôme Baron

文字：齊姵雲／攝影：王韻婷

本次播放的《生之大地》是導演阿德赫曼西塞科（Abderrahmane Sissako）的作品，他最近的新電影《地圖結束的地方》（Timbuktu）才剛在台灣結束放映。《生之大地》這部片是德法公共電視台（ARTE）千禧年計畫的一部分，蔡明亮導演的《洞》也是這個計畫內的作品。當時計畫由十個不同的導演各自拍攝呈現世界各處的世紀之交。

《生之大地》一片於導演家鄉，馬利和茅利塔尼亞邊界拍攝。導演西薩科具有多重文化背景，他在俄羅斯接受電影教育，也在法國居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生之大地》的男主角，便是由導演本人飾演從外地回到家鄉的遊子。以諷刺的眼光觀看世紀之交時家鄉的狀況。

阿德赫曼西薩科在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導演，因為他在電影中以真實角度反映非洲現況，為非洲電影帶來新視角。他也因為拍攝電影而被任命為茅利塔尼亞的文化部長。兩個月前他經由坎城影展任命，開始在法國一間電影學校任教。

當初在決定要介紹什麼樣的非洲影片的時候選了《生之大地》，主要是因為這部片呈現了非洲和歐洲間在上個世紀的關係。但其實只用寥寥幾部片介紹非洲電影是很困難的，因為非洲各國間的狀況差距很大。唯一的共同點是我們都可以從影片中看到殖民對當地所帶來的影響。1950年代開始的電影導演，通常都是到歐洲去發展了以後，因為在非洲原鄉有家人，才回過頭把自己的想法帶回原鄉。

但實際上，非洲的拍片環境並不是那麼穩定，因為在非洲，拍電影並不是最重要的事。而且除了國家經濟脆弱，也常受到戰亂影響，政治社會極不穩定。舉一個具體的例子，《生之大地》中的村莊場景，兩年前就受到伊斯蘭軍隊佔領。

因此在回顧非洲影史時會發現，到1950年代末期為止，有長達50、60年的時間，非洲的影像都是以白人的觀點在觀看非洲，且觀眾多是歐洲觀眾，包括法國、英國、比利時、德國等等。因此非洲在這些電影中通常以一種「異國」的形象出現，例如非洲住民跳著我們不理解的舞步，而觀眾也不會試著了解、解釋這些行為以及其在文化上的意義。

另一種早期非洲影片的類型就是冒險片，大部分是法國片。內容通常是非洲黑人跟鱷魚或獅子追逐，有點類似於《泰山》。這種電影很喜歡拍攝叢林的影像，以及非洲的食人部落，藉以塑造非洲人很落後很笨的刻板印象。二十世紀前半葉，這些電影塑造對於非洲等地的刻板印象，除了具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以外，也有許多經濟上的考量，因為野蠻人和巫術這種題材，對於歐洲人而言是非常新奇的，因此這種刻板印象可以吸引觀眾，增加票房。

在這段期間，除了非洲以外，亞洲、南美洲等等地區也時常受到歐美意識型態影響，在電影中常以刻板印象出現。有很長一段時間，非洲大陸給外界的形象都是來自於基督、天主教傳教士進入部落傳教，帶入醫療科技等等，但我們不自知的是，歐洲人除了帶了所謂的文明、科技進入非洲以外，也帶了疾病與毀滅進入非洲，正如《生之大地》開頭引用的文字所述一樣。

在阿德赫曼西塞科的《生之大地》中運用不少技巧展現不一樣的非洲風貌，例如用口白講述他如何從國外看待自己的國家和外在世界的關聯、由長者的角度解釋傳統文化，片中長者的形象正如美國知名人權鬥士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片中用電話找人的畫面也呈現非洲口述歷史，藉以傳承經驗、訊息的傳統。口述歷史是重要的非洲傳統，尤其在非洲，口述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在村莊中時常負責把報紙上的事情講述給村民聽。

少數例外的早期非洲電影有兩種，一種是紀錄片。其中義大利的導演與探險家Attilio Gatti在1927年於南非拍攝的《Siliva the Zulu》即是一例，他和人類學家Lidio Cipriani合作，以人類學及科學的觀點，具體呈現祖魯部落的樣貌。

1959年，美國導演Lionel Rogosin的《Come Back, Africa》秘密拍攝種族隔離的實際狀況，連帶也捧紅了片中的非洲女歌手，Miriam Makeba。Miriam後來成為非洲音樂史上重要的女歌手，也成為種族隔離間重要的人物。

這兩部影片都和當時的社會政治發展有關。1950年代，殖民地開始反抗及爭取獨立，且此一潮流不只發生在非洲，亞洲的寮國、越南等地也是，非洲當時的獨立風潮則是從撒哈拉沙漠以南開始，一路延伸到北非。

50年代末到60年代，我們首次看到非洲導演自己拍攝自由非洲的樣貌。當時是個變動的年代，非洲導演的影片紛紛呈現殖民剛結束的非洲的實際狀況。而這段時期的社會狀況，至今仍是許多電影關注、處理的主題。

到目前為止，非洲的影片製作很多都還很仰賴來自歐洲，特別是法國的資金。雖然60年代初期到70年到中期，非洲有很多國家制定政策，希望可以推動藝術、劇場、電影等等文化事業，但都因為規模太小，無法形成電影工業而失敗。因此非洲當地到現在的拍片環境都還非常困難，這跟當地有沒有創造力、有沒有人才都無關，而跟當地的政治和經濟有關，即使有非常多有觀點有想法的導演，他們還是必須要仰賴歐洲國家的資助。

以非洲最大的國家，阿爾及利亞為例。在1960年代中期，阿爾及利亞全國還有480家電影院，1980年代剩下50家，到了現在只剩下24個放映廳了，而且阿爾及利亞75%的人口都在30歲以下。因此當地的導演想要拍片，唯一的辦法就是越過地中海，到歐洲尋求發展。60年代中期，突尼西亞和布吉納法索也辦了兩個電影節，想合作改善這個狀況，但後來還是失敗。

再舉一個例子，四年前查德導演馬哈馬特薩雷哈隆以《吶喊的男人》奪得坎城影展評審團大獎，但是查德當地沒有電影院可以放映他的電影，因此儘管此片對當地來說極具文化代表性，導演現今卻住在巴黎。而查德文化部長曾經答應導演會在首都開設電影院及電影學校，邀請他回來主持及任教，但四年後的今天還是沒有動靜。

因此，對於非洲的導演來說，要做電影必須要有強烈的決心，因為當地是沒有任何資源可以運用的。整個非洲合起來最多只有10間電影專業學校，而且國與國之間資源分佈不平均，再加上因為戰亂和政治動盪的緣故，要促成非洲國家間的合作更是天方夜譚。非洲的影展常常講說要進行跨國合作，但已經講了十二年都還沒有結果。目前最有可能促成合作的，反而是非洲的導演到歐洲學習、拍片的時候，在歐洲當地思考共同合作的機會，像是光之翼的導演蘇雷曼西塞和西塞科就都曾就讀於俄羅斯電影學院（VGIK）。拍攝《生命的最後一天》的導演阿蘭高米斯，是法國與塞內加爾的混血，他也是先在法國拍了兩部長片之後才回塞內加爾拍片。

這次台北電影節選了七部非洲電影，為的是要呈現非洲電影的不同面向。

《瘋狂與清醒之間》的導演，凱奇西拉，是非洲少數的女性導演。她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她不只拍電影，也寫小說。她的作品彷彿在兩種藝術語言間遊蕩、尋求平衡，電影看起來像小說，小說看起來像電影。因為本身患有思覺失調症（舊名：精神分裂症）的緣故，《瘋狂與清醒之間》正與精神疾病議題有關。她拍攝這部片時並沒有多少資金，也沒有製片等等組織支持，因此她拍這部片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吉布里迪厄蒙貝提是有名的塞內加爾導演，他的政治態度明顯、激進，馬丁史柯西斯成立的世界電影基金會數位修復了兩部他的電影，這次台北電影節有播其中一部《逃離非洲》。蒙貝提是一個天才型的導演，16歲之後就輟學，整天坐在街頭看人、發呆、睡覺、喝酒，原本的夢想是當演員或黑道，後來未受正式訓練就拍起了電影。他在55歲的時候在巴黎意外過世，一生總共拍了6部電影。他的電影風格很特別，既融合紀錄片和《我倆沒有明天》的風格，又帶有一點高達的《斷了氣》的影子在其中。

來自馬利的導演，蘇雷曼西賽是非常具有政治取向的導演，前兩部電影關注馬利的政治社會改革，第三部電影《光之翼》是第一部在坎城獲獎的非洲電影。該片講述的是非洲的傳說，並沒有設定具體場景，片中的對白使用的都是地方方言，完全沒有使用英文或法文，即使以非洲電影來說也非常特別，全片充滿難以形容的魔幻力量。仔細觀察《光之翼》還是可以發現來自俄羅斯的影響，特別重視精神層面。

現在我們希望非洲電影在未來能有更好的發展，因為歐洲跟非洲間的關聯是很緊密的，在法國有20%的人口來自非洲，過去20年以來，法國國家足球代表隊中有8個球員是非洲人。因此非洲如何面對現代性，以及非洲社會的問題，也會反映法國甚至是全歐洲的社會現況，法國、歐洲跟非洲都一樣，在這變動的世界中尋找、面對自己真實的樣貌。現在的世界已經不再是「白人歐洲、黑人非洲」了，如何面對後殖民的現況，不只是非洲的課題，也是法國及整個歐洲的課題。

很高興這次台北電影節選映七部來自非洲的經典電影，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幾天觀影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