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5/07/03（五）19:00
地點：新光影城1廳
主持人：蘇逸華
出席：導演 那達夫拉匹 Nadav Lapid
文字：洪詩瑋／攝影：楊心妤
主持人：飾演主角尤亞弗的小男孩，在片中時而天真，時而邪惡，看似服從女老師，但一切好像又在他的掌控之中，當初導演如何找到這樣的演員？
A：我會以兩個層面來回答此題。首先我同意你的分析，你能輕易看出老師在操控這個小孩：把他從午睡中叫醒、在他面前殺死螞蟻，甚至是最後綁架他。這些小細節的力道其實是最強的。小孩代表誘惑的力量，女老師受到吸引，而後倚賴這個小孩，最終甚至拋棄一切來追隨他，他好像在玩弄自己對女老師的巨大影響力。
女老師和小男孩的選角都不容易，小男孩尤其是個挑戰，我們派人到全國各地尋找適合的演員，幸好以色列並不大（全場笑）。連著三個月，我每天得看三四十部小男孩的試鏡帶，聽他們念Hagar這首詩，並回答他們最仰慕的人是誰，幾乎每個人的答案都是足球明星梅西（全場大笑）。遇上片中有小孩角色的情況時，多數電影工作者都會找實際年齡稍大的小孩來演出，我們起初也打算照辦，但當試鏡開始時，我們發現五歲是個特別的年紀，小孩在這個年紀開始養成口語能力及想像力，他們能想出許多如達文西般有趣的點子、說出深刻的話語，但肢體動作卻停留在嬰兒般最基礎的階段，連走路都走不太穩。他所說的話與動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正是我們想在片中呈現出來的戲劇張力。電影中的女老師拋棄了一切，奮不顧身地追求這種微妙的矛盾，也許她確實得到了片刻恩寵般的神聖感受，但最後等著她的，仍是終極的毀滅。
主持人：據說片中的詩是導演本人小時候寫的？
A：如果江湖上有此一說，那應該就是真的吧（全場笑）。我的確在幼年有旺盛的創造力，會在一天的某一時刻突然作詩，我的保母則會幫忙寫下我念出的詩，我的第一首詩就是Hagar。Hagar是幼稚園中一個比我年長的女孩，當時我四歲半她七歲，這樣的年齡差讓我毫無機會贏得她的芳心（全場大笑）。片中海灘上那首關於分離的詩則是我童年作的最後一首詩。
n 觀眾Q&A
Q：片中情節是否來自導演親身經驗？最後在海邊，小男孩來回走，幾乎快撞到鏡頭，為何做此呈現？女老師哭是否因為已預知悲劇結果？
A：這部電影確實是根據我幼時記憶創作而成，當然我沒有被綁架啦，只是從我兒時所作的詩句發想。通常這種帶有自傳色彩的電影，我們想做的，是將這些曾實際發生的時刻放到電影中，好比小孩和老師的互動。其實時至今日，我更認同女老師的角色，我同樣對當前這個憎恨詩的世界感到焦慮，這個世界憎恨複雜的情感，而詩這種充滿比喻意象的藝術就被邊緣化了。片中的女老師像是唐吉訶德，要去對抗征服一個和她自身信仰的價值不同的世界，而這是非常困難的，你必將做出許多犧牲，因為你正身處其中。
這有點像傳統的希臘悲劇中，合唱團會預先唱出之後將發生的劇情，所以某種程度上沒錯，小男孩講述分離的詩預示了故事的結束，但這同時也是他本能的反應。
至於你問到鏡頭，我不知道這對現場觀眾會不會太技術性，也需我們該表決一下？（笑）有些導演拍電影的方式是先用很長的建立鏡頭去拍，之後再補剩下的片段。攝影指導在跟我研究時，發現有些場景會牽涉到二十個五歲小孩，非常複雜，排演的結果真是場災難。後來我們決定既然這部電影是關於幼稚園老師與小孩，拍攝時就應該回到這個本質上。我們想製造出的效果是：攝影機是大人的視角與邏輯，而小孩保有他們自成一格的動作邏輯，他們並不會尊重攝影機，反而時常干擾，甚至幾乎撞上鏡頭，破壞攝影機的客觀視角。這聽起來也許太過理論，但你可以在電影中的幾個片段感受到這樣的拍攝手法。
另外我想補充的是，片中有一場戲是保母從水中走出來，然後走向攝影機，她的距離也近得差點撞到攝影機。對我來說，這個角色深知自己多麼美麗，用一個單純的特寫並不足以表現，我們必須使用大特寫，有點像自拍那樣，以笨拙卻又怪異得有趣的距離，大聲宣告她的美貌。
Q：導演曾在台北電影節放映的首部作品《鐵男特警》（Policeman），和本片都是以特殊職業（警察、幼稚園老師）的人物為主角，這兩種職業對導演有什麼特殊意義？
A：這兩種職業的地位都是崇高的，都是某種道德價值觀的化身：警察是執法者，判斷合法與違法之間的界線，決定什麼行為在容許範圍內，而什麼行為被禁止；幼稚園老師則是小孩子在生命中遇到的第一個社會化人物──是小孩子在轉變成一個社會體制下的正常公民的漫長過程中，所遇到連串人物之中的第一個，代表了巨大的社會價值。然而，他們雖是巨大社會價值的化身，卻同時保有他們私下普通人的一面，擁有自己吃飯、洗澡、做愛的方式，你在這兩部電影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戲劇張力，他們可能肩負重大使命，卻拒絕去履行社會加諸其身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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