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台北電影節

時間：2015/07/16（四）13:30

地點：華山1廳

主持人：吳凡

出席：監製 王耿瑜

　　　攝影 Olivier Marceny

文字：黃云柔／攝影：李亞潔

主持人：我們其實預期會訪問新電影的核心人物，但現在卻是以一種由外而內的方式，問了許多影人、學者台灣新電影對他們的影響，這是製作前就這樣決定的嗎？

王耿瑜：因為台灣新電影在10周年與20周年時皆已拍過紀錄片，並且已經訪問過當時的導演們非常多次了，到了30周年的時候，其實是台北電影節在3年前曾辦過幾場「台灣新電影30而立」的座談會，座談會後我剛好跟當時的總監胡幼鳳小姐在北京圓明園的路上，她就問我假如30年要再拍一部紀錄片，我有什麼想法？我跟她說我這些年大部分都是做影展為多，碰過各個地方的電影人，他們只要聽到我是台灣來的，就會聊起台灣新電影的狀況，加上他們知道我也曾經參與過幾部那個年代的電影製作，他們就會露出一種小粉絲的狀態，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我很想知道那些年他們看到的是什麼，我就這樣跟她提，當時剛好文化部也買單了，所以我們就決定從外部的角度去看他們對台灣新電影的感想。

Olivier：有這個電影的開始，也是希望看到一些國外的反應及迴響，在10周年的紀錄片裡已經把當時的導演講得非常透徹了，這次我們比較聚焦在外界的訪談。所以在剪輯手法上，我們就保留更多的空間給我們這次的主題。我們想了很多這部片結束的方法，後來發現回到台灣來，由這些大師結束這部影片是最強而有力的方式。

主持人：這些台灣新電影的片段取得過程是怎麼樣的？剪輯方面，是藉由採訪者的訪問為主線，再以當初新電影畫面穿插輔助的嗎？

王耿瑜：版權這件事情，藉此我們也上了一大課，尤其簽合約的時候就會覺得極為繁複，對於法律的條文在這次也是學了一回。很大的感想是，因為這些片子至今非常昂貴，而且散布在各個國家。你會發現在國外做一個創作人非常值錢，在法國或美國買片大都比台灣多出十倍，我也不禁慶幸許多片子仍保留在台灣，所以花比較少錢去平衡這一塊。

一開始做這個片子時，我去了幾個大學演講，我就順勢做了市場調查：「是否聽過台灣新電影？」結果知道的大概才兩、三個，我想說也才過30年，怎麼斷層就這麼深了？我就覺得要做一個片子來讓台灣的年輕人看看，可是後來經過版權這關，我才發現為什麼年輕人看不太到這些電影。這部紀錄片我們訪問了大概66個人，可是之中大概才出現20幾個人而已，之後我們會出書記錄或是DVD，把一些訪問的漏網之魚收納進去。

Olivier：我們還是以訪談為優先，以訪談做結構上的編排，當然我們創作的過程中，也會稍微變化一下訪談順序再添加電影畫面。

■ 觀眾Q&A

Q：我想問英文片名為什麼是《Flowers Of Taipei》？因為是台北市政府出錢的嗎？

王耿瑜：其實是因為《海上花》的英文片名《Flowers of Shanghai》，是想呼應這樣的用法，所以我們把它移過來使用了。

Q：關於受訪影人的部分，有些是訪問個人，有些則是對談的方式，有的還有不同觀點衝突，想問當時受訪的方式，是怎麼去安排的？

王耿瑜：我們一開始就希望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訪談，我之前看過Olivier很多平面的東西，我認為他抓人物是有很多想法的，那時候討論，這紀錄片其實像是一個公路電影，我們在經過一個又一個的城市裡頭，會遇見各式各樣的人，以這樣的理念去行徑拍攝的樣貌。

Olivier：當時就有點想要是一種旅程的感覺，希望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呈現。

主持人：那針對單人與多人，是否拍攝的方式不同，是否運用雙機作業？訪問賈樟柯的時候，是坐在路邊的板凳上，為什麼是坐在一個非常寫實、非室內的場景裡面？

Olivier：因為我們想要讓訪談做的自然一點，我們都想要把受訪者帶出來，放在一些不一樣的場景裡，不想要他們正經八百地在工作室裡對談。大部分的訪談是雙機作業，事實上我們想要做到的成果，是想要有路上「遇見」的感覺。

主持人：關於訪談部分，為何會選擇保留一些訪談後的花絮？

Olivier：就是有趣嘛，我們認為保留一點電影外的真實性，恰好也加強了「遇見」的效果，我們身為旅途者「主動撞見」的角色就會更鮮明。

Q：在這部片的訪談裡面，受訪對象大部分都是提及楊德昌、侯孝賢導演的作品，是否所有的受訪者所講述對台灣新電影的東西都是相似的？然後想請問加入蔡明亮導演對於台灣新電影與自我的看法，是否有什麼意義或鋪陳？

Olivier：沒錯，剛開始大家的訪談大多是講楊德昌、侯孝賢導演，幾乎很少人提到蔡明亮，但我覺得把他擺在後面有一種把整個運動做一個註解的感覺。

王耿瑜：關於台灣新電影的結束其實眾說紛紜，本來就沒所謂一定，到底蔡明亮導演竟就是或不是台灣新電影的一員，其實也不是太重要，但他肯定是在那個時間軸裡頭一路參與著台灣電影的變化。還有在國外能夠看到的片子還是楊德昌、侯孝賢導演比較多，紀錄片裡也有受訪者會嘆息有的導演的作品看不太到，但就是因為他們被看到的機會少了，所以相較印象也不會那麼深刻。

Q：受訪者大多是比較年老，而且感覺是資深影評、策展人等等，但我印象蠻深刻的是，裡面有一個蠻年輕的女編劇，我想問說為什麼有這樣的受訪者特質差異？

王耿瑜：我們在進行這部電影時，她剛好得了金馬最佳改編劇本獎，就是寫《失戀33天》的作者鮑鯨鯨，她的得獎感言非常生動地描述了台灣新電影對她的影響，我們在台灣部分的受訪者，當時也曾邀請了很多台灣新生代的導演。而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件事情，絕對不僅只在回顧而已，而是展望新一輩的電影人要怎麼走下去。

Olivier：當時我們的確是有訪問台灣導演，但是他們對台灣新電影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在幾經掙扎後，我們就決定不置入這樣的訊息，而把那些訪談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