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托嬰風暴》
時間：2015/07/04 11:30
地點：新光影城1廳
主持人：王派彰
出席：導演 佩德羅科斯塔 Pedro Costa
文字：劉彥璇／攝影：Gelee
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留下來影人面對面，歡迎導演。我覺得非常幸運，因為自己從很早就開始看佩德羅科斯塔的電影，但當時完全看不懂，覺得敘事方式怪怪的，這次座談是個難得的機會。導演從以前就一直在尋找屬於自己影片的樣子，而他的類型也與一般影片的差距很大。前面是我代替各位提問，後面會開放現場觀眾提問。
Q：導演起初是學歷史，最想當搖滾樂手，最後卻學了電影並拍攝影片。早期的工作也跟過許多導演，但內心覺得電影很無聊、不喜歡電影產業，最後才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拍片方式。而通常搖滾樂手是表達情感的藝術家，可是拍電影這條路卻是往另一條方向走，可以說一下轉換道路的心路歷程嗎？
A：我現在耳朵漸漸不好，眼睛也看不太到了，因為這個世界太醜陋。年輕時候愛聽各式各樣的音樂，也喜歡玩樂器，當時夢想成為樂團吉他手並且作曲。大學時期主修歷史，對歐洲中世紀史很感興趣，電影則是晚期發展的興趣。大學畢業後，因為興趣而進入電影學院，在裡面學了些技術，畢業後也當過助導，一直到拍攝自己的第一部電影。我覺得自己的拍攝理念不是在表達個人意見與情感，也不太喜歡傳記式電影，電影裡的被攝者比導演本身想法更重要，所以目前還在尋找自己真正想要的拍攝方式。這幾年有點想要遠離電影，儘管年輕的時候曾經很喜歡。對於自己最新一部作品覺得有點「過於電影」，如果可以，真的希望可以讓它不要那麼電影感，而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的說：「我討厭電影！」
主持人：我知道導演非常反好萊塢，因為好萊塢影片大多屬於敘述故事，所以他選擇走另一條路。很多導演在反好萊塢電影時，傾向於用作品闡述自己的概念，而佩德羅科斯塔卻不是，以《在凡妲的小房間裡》來說，他不斷的以排列組合、敘述真實事件的方式，直到達到某種程度才正式拍攝。這其實是在反應這些人說了什麼、做什麼事，它是較被動的。
Q：對導演來說，拍片是一個反應，而這跟劇情片、動作片比較不一樣的是，劇情片是照著劇本，紀錄片則是依照現實，那為什麼導演會發現拍電影有這種可能性呢？
A：對，以現在來說，我的確反好萊塢，但還是很喜歡好萊塢1920、1930年代的經典電影，可是那些好的東西現在都已看不到。不論是後來成品與手稿，或是關於劇情片與紀錄片的爭論，這都非常有趣，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兩者間的界線。我所拍攝的電影，在整個形成過程中，它是慢慢、自然的完成，而劇組通常也非常小，必須做所有事情，包括一些雜事，比如買便當、開車，不分藝術性或生活性的事，所以沒特別去思考自己影片的屬性。但是無論如何，觀眾所看到的都是我們非常努力投入的結果。影片拍攝時間往往非常長，而所謂「現實」這東西，就是在長時間裡轉變為其他可能的東西，所以我的影片也不能被界定為是紀錄片，因為那並不是純粹的現實，關於我的影片屬性，其實我真的不太在意大家如何定義。所謂的故事，其實存在於真實中，它也同時存在於我們生活周圍，只要有足夠時間的去拍一部片，我都會藉由電影將故事完整的呈現。
主持人：佩德羅科斯塔的片一直都在體系外，一般影片的拍攝模式他自己不喜歡，但是如果各位看了其他葡萄牙系列電影，會發現導演一直用各種方式找尋自己的拍片方式。他沒有製片、資金，甚至有些器材、袋子都是自己去買的。在體制外拍攝，卻仍舊必須在體制內行銷。
Q：我想請問導演，既然開始討厭電影，並且覺得之後影像與聲音有可能在體制外活出生路，那麼它將會以什麼方式活下呢？
A：這問題我都盡量不去想，怕會讓大家太沮喪。我在1996年時從電影裡看到這個社區，它位於里斯本，社區成員大部分來自葡萄牙前殖民地的非洲移民，從那時候就對他們的生活感到興趣，從影片中也可以看到我與他們分享許多生活經驗。那時候拍了很多電影，也開始遠離主流電影，把自己抽身於許多電影事業、市場考量之外，並漸漸不看其他電影。在自己遠離這些之後，反而讓我覺得很好，因為如果跟世界靠越近，會越覺得腐敗，儘管這麼說很抱歉，但現實是如此讓人沮喪。當代的世界不但腐敗，金錢也掌控很多事情，電影界隨之受影響。這個世界貧富分配非常不均，在電影工業中，既使是少數藝術片也仍舊毫無民主可言，所以我用很少的片量製作、劇組也只有三人，這樣大家才是被公平對待的。因為我實在受夠電影工業，現在也不找資金，但對劇組就必須非常透明化。他們也了解到，不會有人給他們錢，所以就拿自己的錢去做真正想做的事，主要收入都來自之前拍片發行後獲得的經費。
主持人：毒品是佩德羅科斯塔影片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凡妲的小房間裡》可以看到很多，透過斷斷續續、重複很多次去拼湊的方式來呈現毒品經驗，進入很私密的狀態裡。可是看到影片後段，卻已經沒有吸食毒品的相關故事，但它仍舊主導著故事。
Q：影片裡的毒品似乎有幫助尋找的功能，而當導演越來越自覺、越來越擁有自己的方式去拍片後，這會不會讓你害怕自己知道如何拍片，並且因此而回不去過往那種以「尋找」為手法的拍片方式？
A：在很早以前我發現了卓別林直接在影片上做排演的方法，所以在1996年，第一個數位攝影機上市時，我買下一台攝影機，並用類似卓別林的排演方式，經常讓攝影機在那裡轉然後演員重複演練，直到想要的影像出現為止，如果說我的電影裡有大家喜歡的東西，最想感謝的就是卓別林帶給我的靈感。對於拍攝手法會不會感到害怕？我害怕的事有好多，電影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比它重要的事多的是，比方說電影中這些人物的生活是不是會變得更辛苦。
n 觀眾Q&A
Q：什麼原因讓導演對電影裡的社區有興趣？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接近現實，還是基於社會責任？另外也想問導演，前面有說到不喜歡電影，連自己的影片都覺得電影感太重，那麼關於敘事方式呢？導演是否在往後的作品裡把整個敘事形式推翻？
A：大家看到這社區生活有比較接近真實嗎？其實這社區反應地球上90％人類的生活，很多人的生活和片中人物沒有太大不同，大家的苦難都是一樣的。我拍這類型電影的主因是我想要與這群人一起工作，這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在早期的電影裡，這樣的情形是存在的，但目前主流電影中這群人早已被遺忘，我希望可以找出一個方式，讓大家得以在互相尊敬的環境下一起工作。電影應該是伸張正義的管道，觀眾在看完電影後去了解這世界上存在的問題、回家後會開始進行思考。多年前曾跟楊德昌導演在影展裡相處多日，覺得他的故事敘事性非常強，其實我是喜歡故事的，但我既非實驗性導演，對視覺線性也沒有興趣，所以我的敘事性電影有我自己的風格。
Q：導演很多片都是拍攝底層生活，如同剛才所說，佩德羅科斯塔是跟他們一起工作而非拍攝他們，那麼對導演來說拍片是社會正義抑或是社會行動？他開始討厭或恨電影是不是代表著社會正義失敗了？接下來又打算做什麼呢？
A：對我來說，電影的確有伸張正義的功能，就我所知，電影其實是誕生於街頭，它與街頭人民共存非常久的時間，是屬於底層小人物的。至於社會運動算失敗嗎？應該算失敗。想要透過電影去伸張正義要非常努力、小心，每一個環節都要很理性地去思考，當中也會涉及社會層面、政治層面以及金錢。鏡頭與銀幕兩邊對於金錢的平衡非常重要，像現在很多電影都把錢灑在銀幕上，不只商業片，許多具社會責任的紀錄片也是，這是某種資源浪費。用到「正義」或許太強烈，但我很想用電影去講社區裡這些人的故事，也想讓大家了解更多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在主流電影裡被遺忘很久，透過與這些人一同工作，讓被遺忘的人重現在電影裡，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
Q：在先前查網路時有發現一部短片，它的部分片段也有出現在《里斯本記憶迷宮》裡，想問導演，在短片製作與長片之間，裡面許多素材與鏡頭是一致的，那麼在創作過程中為何要區分為長片與短片呢？
A：《里斯本記憶迷宮》裡，最後有一段在電梯裡的場景，影片中很相似的部分其實是用在另一部短片裡，那是與另外四位導演一起合作的企劃，兩者之間有一點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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